刑曹亦不轻松。新任刑曹郎中是一位名叫严法正的年轻士人，性子刚烈，立志肃清讼狱。然而，旧有刑名胥吏与地方豪强、乃至军中某些势力素有勾连，积案如山，冤狱不少。严法正雷厉风行，欲重审旧案，立刻遭遇软抵抗。卷宗“遗失”，证人“暴病”，甚至有人暗中威胁苦主撤诉。一起涉及军中校尉子弟强夺民田的案子，更被拖延阻挠，刑曹发出的传唤，被对方以“军务繁忙”为由顶回。

吏曹的考课新法，也令许多旧官吏人心惶惶。新的考绩标准明确，以实绩、清廉、勤勉为准，每年评定，优者擢升，劣者黉退。习惯了论资排辈、敷衍度日的旧吏们怨声载道，消极怠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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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重重阻力，韩德让展现出铁腕。他一方面依靠冯渊察事房提供的情报，精准打击带头闹事的豪强与胥吏。陈氏家主因指使家奴暴力抗税，被刑曹迅速拿问，田产罚没；一名与豪强勾结、篡改田册的户曹老吏被当众杖责，革职流放。另一方面，他大力提拔那些积极配合新制的年轻官吏，并亲自坐镇，处理疑难，简化程序，为新制扫清障碍。同时，将招贤馆新募的数十名寒门士子、落魄文人，经短期培训后，充实到六曹及各州县，逐步替换旧人。

一时间，潞州官场风声鹤唳。有人称韩德让为“韩阎罗”，亦有人看到新制下一派新气象，摩拳擦掌。新旧碰撞，阵痛剧烈，然政事堂与六曹的架构，终于在混乱与斗争中，缓慢而坚定地运转起来。

相较于民政改革的明枪暗箭，军制变革更是刀刃向内，直指根本。

都督府在冯渊主持下迅速搭建，长史、司马及诸曹参军各就其位。新制首先在驻守潞州的五千牙兵（亲军）中试行。牙兵分为左右两军，设都将统领。依新制，都将以下中级将领（如都头、副都头）开始实行任期制，原则上三年一轮换，首批轮换名单一出，便在军中引起不小波澜。有将领不满，认为削弱了他们对部属的掌控，不利于作战。

更敏感的是“家眷迁居令”。首批被要求将家眷迁至潞州“恩养”（实为质居）的，包括牙兵左右都将、部分都头，以及驻守潞州周边要隘的数名方镇军中级将领。此令一下，抵触情绪更为明显。有将领以家眷患病、父母年迈不愿离乡为由推脱，更有甚者，暗中串联，抱怨主公“疑忌功臣”。

冯渊与都督府诸人早有准备。一方面，由李铁崖亲自召见相关将领，温言抚慰，许以厚赏（如田宅、钱财），并言明此乃新制，为统一安置将领家眷，便于照顾，且潞州繁华，利于子弟入学，绝非疑忌。李铁崖的威望暂时压下了明面的反对。另一方面，冯渊则动用察事房及新设的“军正”（由忠诚可靠的文吏或内侍担任），密切监控军中动向，对煽动串联者，果断处置。一名牙兵都头因私下散布怨言、抵制家眷迁移，被迅速革职，发配边军。此举杀一儆百，余者虽心有不甘，也只能从命。

军需统管，触动的利益更大。以往，各军将领或多或少都能从驻地征敛、商贸甚至截留中获取额外好处。新制规定，所有军需，从粮秣、被服到甲仗、饷银，皆由政事堂兵曹统一筹拨，经都督府核发，军中设专人接收、核验，旧有“自筹”渠道被断绝。这直接断了某些将领的财路。虽然统一供给的粮饷、甲仗质量数量更有保障，但仍有将领暗中抱怨，或与地方豪强勾连，试图在供应环节做手脚。

对此，冯渊联合韩德让，从户曹、兵曹抽调人手，组成联合稽查队伍，并借助察事房，严查军需流转中的贪墨、克扣、以次充好。一经发现，无论涉及何人，严惩不贷。数名涉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被公开处决，其背后牵涉的一名方镇军校尉也被革职查办。铁腕之下，风气为之一肃。

同时，李铁崖下令在潞州设立“昭义讲武堂”，首批从牙兵及方镇军中选拔年轻聪慧、作战勇敢的低级军官及军功子弟百余人入学，由李铁崖亲自命名，冯渊兼任祭酒，聘请有经验的老将、幕僚教授兵法、战阵、忠义之道。这既是培养嫡系军官，也是向军中传递明确信号：未来晋升，将更重才能与忠诚。

潞州的新制试行如火如荼，也迅速影响了正在整肃的河中。李恬与谢瞳接到新制条陈及李铁崖手令后，不敢怠慢。二人前嫌虽未全消，但在共同压力下，合作明显增多。